1964年我国成功试爆第一枚原子弹
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上天
一、邓稼先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二、钱学森
上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权威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可以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直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
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现在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当局知道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知道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在客服百般阻挠之后，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三、钱三强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川。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
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四、于敏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
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五、钱骥
在钱骥的干部档案里，组织对他的鉴定评价常常是：“学习积极，业务知识面广，肯钻研，非常注意积累国外技术情报资料。”
工作后，钱骥摘录了几万张文献卡片，都是用蝇头小字写成的。几麻袋的资料在钱骥眼里是来之不易的专有信息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从自己的麻袋里找到答案。
对别人请他帮忙指导完善的科学报告，钱骥总是应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字一字推敲，大段大段地补充，而不留自己的名字。如果有人在署名中加上钱骥的名字，他总是一笔勾掉。
改革开放后，一向注重人才培养的钱骥大力支持中国学生去西方国家留学。
“他不光支持国家派遣留学生出国，也十分支持自费留学。”钱骥的儿子钱振宇回忆，1980年左右，单位里有的年轻人联系到了自费留学，为了得到单位的批准，有人常带着礼物到家里来，希望钱骥在单位里能批准同意他们出国留学。
“父亲每次都会谢绝礼物，但对他们出国深造却十分支持。”钱振宇说。
事后钱振宇会问父亲：“他们出了国不回来怎么办？”钱骥说：“虽然有些人可能会不回来，但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回到祖国贡献力量。”
1983年4月，钱骥患病住院。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仍然心系工作，病房床头上总是堆满了各种技术资料和刊物。每当有人来看望他时，他总是叮嘱别人带来所要的资料，询问的总是卫星研制和技术攻关进度……
就这样，钱骥用他全部的热爱和心血，走出了隐秘而伟大的一生，践行了一位航天科研工作者对祖国的承诺。
“两弹一星”功勋人物：
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江苏和浙江籍人各5人，安徽3人，湖北、湖南、北京、天津、四川、云南、辽宁、吉林、河北、山东各1人。钱三强、屠守锷同为浙江省湖州市人，程开甲和杨嘉墀同为江苏省苏州吴江县人。
23位“两弹一星”元勋青少年成长时期所在的省份排序分别是：
江苏5人，杨嘉墀、程开甲、姚桐斌、王淦昌、钱骥。
浙江5人，吴自良、陈芳允、赵九章、屠守锷、钱三强。
安徽3人：邓稼先、任新民、黄纬禄。
北京1人：王大珩。
余下的是：
湖南2人：陈能宽，周光召。
上海1人：钱学森。
天津1人：于敏。
云南1人：王希季。
湖北1人：朱光亚。
辽宁1人：孙家栋。
山东1人：郭永怀。
吉林1人：彭桓武，
在南方(淮河以南的)长大的有16人，北方为7人。如果以东部和西部对比，则来自沿海省份的有14人，来自中部省份的有7人，西部的仅有来自昆明的王希季和重庆的周光召2人。
23位元勋中出自苏南浙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就有10人，如果算上长江三角洲接近地安徽南部和中部地区的邓稼先等3人，则为13人。
